米瑟也承认：宪法不是一面镜子，仅仅简单地折射出站在它面前的人的思想和观念，因为宪法裁判显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它需要诉诸于理性和自由裁量。
在推动行政法制改革创新的新形势下、新进程中，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法律价值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下述现代法治观念，否则会在行动上发生重大偏差，这是摆在行政公务人员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思想革新和制度变迁，转型发展、中西混用、新旧混杂，已有一个外观宏大的行政法体系，但人们对于这个体系的建构科学性、运行有效性还认识不够清楚，、说不清楚，因此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现在最需要的可能是认识自己，也即经过系统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全面认知我国行政法制的现状特点、利弊得失和发展趋势。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制经过艰难发展，行政法律规范体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逐步提高。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换句话说，真正做到行政相对人更多地、主体性地参加到行政管理、行政法制工作中来，这是特别应予关注的行政规制改革创新路向，也是新行政法形成的重要过程。（5）从不讲法理、不重诚信、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到注重正当基础、政府形象、科学评价、成本效益。（4）从传统型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法制理论，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行政法制理论。
但是，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差距，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亟需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公务人员应做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模范。人们要以发展和法治的眼光来看待、冷静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认真负责的地方推进改革者及其革新举措。
在这个十年，从过去行政法律规范被单纯视为政府管治公民、管治社会的手段，行政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到开始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公民可以针对违法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当代行政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从威权管理到良善治理，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从集权行政到民主行政，从刚性管理方式到刚柔相济且以柔性管理方式为主，人们应当正确认知、积极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注释】[1] 关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行政法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学界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来加以认知：（1）行政法制建设起步发展时期，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978年到1988年。为方便群众和投资者，他们专门建立了8890（谐音拨拨就灵）服务电话和网络服务平台。
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规制改革 。其他许多行政管理领域，如公安、城管、质监、税务、卫生、环保、旅游、教育等领域，近年来也广泛运用行政指导，取得了提高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水平的积极效果。
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出现并继续演进且将长期发生影响如下一系列发展变化，对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刻，人们应当高度关注这种革命性的影响。（2）从法律虚无主义到行政法治主义，从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已越来越难，须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够相互促进、有效推进、继续深化，否则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推进，难有较大发展。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专门就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推进行政许可、政务公开方面的改革创新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实施纲要》第3条、第9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将其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举措。
可见这项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企业、民众，有助于实现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和任务。但也有一些部分恰好敏感性不那么强，可以更多地选择时机陆续推出，那就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方法的改革创新，因此它就成为广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比较活跃且比较稳健的部分，这是宏观的社会背景。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从世界政治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看，民主的发展脉络是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再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形态也即综合民主。
他们坚持现代行政服务理念，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麻烦一次，不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行为。笔者认为，在各类社会矛盾突出、政治与行政革新举措不断推出并时常引发争议的社会转型期，更应遵循宪法原则，给予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的必要空间，地方政府应当据此积极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主动推进改革创新，发挥出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
泉州、吉林、北京、沈阳、苏州、台州、永川、眉山等等地工商行政机关，近年来尝试运用行政指导，建设非强制行政管理机制，促成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协调关系，取得了提高监管功效、构建和谐工商和服务型工商的积极效果。因世界性民主潮流的深刻持续影响，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自主参与行政过程的选择机会。
相对而言，其中的方法创新成本更低一点、风险更小一点、更稳健一点、更灵活一点、更易于操作一点，应当作为当下行政规制改革创新的突破口。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强权行政、高权行政，行政机关高高在上，现在则要自我约束。例如，天津市自2004年起逐步建立起市和区县两级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和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构建了行政审批、要素配置、社会服务和交通监察4个平台，形成了四位一体的行政审批管理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行政法制改革与创新的政治智慧和资源，主要是在地方、在基层、在民众之中。三是行政法制的法治化发展趋势。因为行政相对人出于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按照政府机关的意愿去行动，难免付出一定代价，而且会形成一种信赖利益，这应当受到政府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一旦受损，应予补救，此谓诚信。
第六，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发展到实体和程序并重，结果和过程并重。（5）要树立政府诚信、社会诚信、官民互信的观念政府不是社会上的无赖，而应是最讲诚实信用的正式组织机构，政府机关的行为应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不能朝秦暮楚、随意改变。
所以笔者认为，积极采用行政规划（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行政奖励、行政救助等非强制性的新型行政方式，也应当作为行政规制改革创新的重点或突破口。（4）改革创新举措不能是政府机关的自我冲动、自我满足、自以为是、自我表现、自我欣赏，其社会效果要有助于贴近其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推动行政法制改革创新的新形势下、新进程中，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法律价值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下述现代法治观念，否则会在行动上发生重大偏差，这是摆在行政公务人员和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几年前河南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赋予给35个县（含县级市），也就是由省直接管县。
这四种表述分别出自：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2期。因此，具体组织推动此项地方立法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1年1月15日获得了首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上级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通过监督来判明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可以说，此项行政审批效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上级管理6-8个下属是最佳的管理幅度，超过之后就会降低管理效率，不但管理者顾不过来，连纸质的各类统计报表都不便使用。这些情况给予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现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正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跟上这一变化过程。
第三，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特别是泉州市工商局自2005年开始推进行政指导实践以来，笔者先后10多次前往福建省泉州市进行调查研究和讲课辅导，一直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促使其经验不断完善并推向全国，已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
[9] 仅从法律的层次来看，到2011年2月吴邦国委员长宣布我国已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际，现行法律238部，其中关于行政管理的法律70多部，在各个法律部门中的数量最多，由此可见一斑。即便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考虑需要征用财产、调整政策、改变行为，例如收回政府机关颁发的许可证照，也应按照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合法权益受到影响的行政相对人给予公平补偿（公平补偿是一种运用或贴近市场机制的、得到公正评价的补偿原则）。
首先，要实行柔性管理。地方可以侧重进行经济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创新，它们有这样的法定职权。原先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往往因为高新科技的积极采用而变得可以做到了。再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之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行政程序违法现象突出、影响恶劣、教训深刻。
其二，制定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公务人员应做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模范。
在中国，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变化轨迹可以概括为：封建主义传统下的法律价值观念是君权至上、家族本位、家长主义、等级主义。同时，审批效率提高也使行政审批的社会成本大大降低。
在此基础上，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14条提出，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为此要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